按照宋朝官制的规矩，张耆授的是武职官，虽然他从未有过明显的战功，也不懂兵略，却并不影响升迁。景德元年（1004），宋与辽朝休战，签订澶渊之盟，此时距宋真宗登基帝位只有七年时间，张耆已从一个低级武官升至侍卫亲军马军都虞候，加授观察使衔，成为禁军高级将领。此后，由于有天子和皇后的关照，他再升迁为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。需要说的是，北宋时期军方有殿前司、侍卫亲军马军司和侍卫亲军步军司三大统军机构，张耆做了马军副都指挥使，便是其中一大统帅机构的副统帅，地位不可谓不高。可他这位大员除了会精心服侍帝王，并不擅长带兵。一次，他因处置选用士卒的事情不当，引起部下不满，几乎引发兵变，真宗只得将他调任枢密副使。枢密院是最高军事决策机关，权力比禁军统帅机构更为重要，他出任副首脑一职，其实是受到重用。以后很可能是因为能力欠缺的缘故，天子只好安排他到地方衙门养闲，不过却给他加授节度使与平章政事的优渥官衔，即所谓“使相”。须知使相是宋朝官场上地位最为显赫的官衔，俸禄比宰相还要高，有了这样的待遇，张耆正落得过舒服日子。
乾兴元年（1022），年幼的仁宗即位，刘皇后成了大权在握的太后，开始垂帘听政。为了报答张耆早年的供养之恩，时隔三年多，刘太后便将张耆提拔为枢密使，让他做了最高军事首脑，附加给的官衔也是一个比一个高，包括邓国公的高爵。另外，还在开封城内为其建造了一座庞大的府宅，内中竟有多达七百余间的房屋。然而，张耆这样一个凭借攀附关系登上军界高位的将帅，既无足可称道的战功可言，又对国防无任何建树，只会坐享厚禄，在中枢充当木偶而已。
据《宋史》本传记载，他虽然富甲一方，生性其实极为吝啬，尤其是对自己家人。他在家中竟设置店铺，家人、奴婢所需日用百货，都要在自家的店里购买，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。他还懂得一些医术，所以又亲自为府内人员切脉看病，并出售药材，所谓“欲钱不出也”。如此做派，也难怪遭到士人的耻笑，宰相王曾便公然当着太后的面轻蔑地直到明道二年（1033）刘太后驾崩、仁宗亲政后，张耆才离开枢密院，以护国军节度使的身份出判许州（今河南许昌），之后历任六州长官，改封徐国公。最终，张耆在“安佚富盛逾四十年”之后寿终正寝。张耆死后，朝廷特赠以太师兼侍中的高官，但礼官们没有忘记给他选定了略含贬义的谥号“荣僖”。
杨崇勋出身军人世家，早年与张耆一样，都在东宫追随过做太子时的真宗，故两人算是老相识、老伙伴。但他与张耆还是有所不同，他当年干的是卫士的事，不如张耆更贴近主子，另外与刘皇后也没有特殊关系，故升迁不如张耆那般神速。杨崇勋较张耆心眼多，大约更急功近利些，故敢做些阴险投机的勾当。真宗晚年多病，时常神志不清，此时宰相寇准与枢密使丁谓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，丁谓背后有刘皇后支持，这就为投机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。风云变幻之际，杨崇勋迅速做出选择，站在了分量更重的丁谓和刘皇后一边。他密告寇准与宦官谋划拥立太子称帝，也就是图谋政变，为整垮寇准提供了口实，从而获取得势者的赏识，并得到超授观察使官衔的犒赏。仁宗初年，刘太后当权，杨崇勋自然受到提拔，历仕殿前都虞候、殿前都指挥使等重要军职，跻身禁军主要统帅行列，并获得节度使头衔，先后在河北等地坐镇统军。就此而言，杨崇勋虽然与张耆都属于攀附上来的人，亦没有什么军功，但品行更为恶劣。
明道元年（1032），杨崇勋出任枢密使。说起来，他之所以也能与张耆一样担当此要职，还在于刘太后的提携。
以后，当辽朝以武力要挟宋朝增加岁币时，他主动请缨，遂被朝廷选为大将出镇河北要地定州（今河北定州）。但他上任后，昏老无能，惹得上下不满，所以不久又被调回内地。再往后，他因为受到不肖之子贪污罪行的牵连，才被勒令退休。庆历五年（1045），年老的杨崇勋病死，朝廷考虑其生前的地位，依照规矩特赠给太尉官衔，谥号则为“恭毅”，稍好于张耆。当日，史家在记述其死事时，没有忘记将其脾性及生前的一件趣事告诉后世：“性贪鄙”，曾役使属下士兵为自己打造“木偶戏人”，然后把这些木偶涂抹成红白两色，运往京师市场出售获利。真是贪心的本性难改，连大臣体面都不要。（《生逢宋代：北宋士林将坛说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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